文化的变迁-----九十年代的文化沉思

长歌楚天碧

文化的变迁

-----九十年代的文化沉思

申洪洲

一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传递，逐渐使地球变成一个村庄，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演变，以经济为龙头的全球化正在带动其它领域，迅速地浸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必然。文化的范畴非常广，这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汉朝的《说苑》中，文化原义是指文治和教化；在当今世界，指社会中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也指特殊的意识形态。回顾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文化的发展轨迹，从本土的祭祀文化，到独尊儒术的儒家文化，我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经董仲舒等发扬光大，儒学文化成为我国的核心文化，它所提倡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长期影响历朝历代，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深刻影响到教育、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造就了一批在我们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弥漫于大学校园的是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动的景象，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话题，是每个青年热衷谈论的对象。到了90年代，社会转型已基本完成，谈论和言辞的时代随之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行动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校园还是在社会，青年们对讨论已不再热衷，从入学那天起，专业上比较优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准备考托福，他们个人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有关民族命运的中国文化，再也不受他们的晴睬，随波逐流，各式文化马戏逐次上演，当它们颓然下场的时候，留下的只有一如空旷的幕后背景和气力不接的空寂前台。

二

    “暗淡了刀光剑影，疏远了鼓角争鸣。”我们真的见不到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了吗？语言就是我们首先面临的挑战，全球化的世界，英语正成为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以强烈的攻式冲激着我们------中文，无形的刀光剑影比有形的世界更加可怕，
一个没有了语言的“人群”再去那里寻找他们的根------民族，那些只想着自己前程和命运的人，是如此的可怜，再也没有了“为中华之掘起而读书”，那些可怜虫正忙着托福、出国，洋酒狂饮，洋妞伴随，吃的是汉堡、西餐，说的是HELLO、OK。

    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真正飘扬。有一些作品相应了这个时代，比如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小说《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歌剧《白毛女》、《江姐》《红珊瑚》，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史诗《东方红》等不少作品，

    这些作品形成一以贯的作风，并在持久的传播中变成大众的集体记忆，在以往的许多岁月里，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充满了诗性的表达，起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功效，实   现了文学艺术的功利目标，它使人们在艺术上体会到了再现的革命英烈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也使革命的文学艺术找到了适于表达这一内容的相应形式，曾经感动了几代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结束了中华大地上十年的浩劫，在这场灾难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失去方向，各类文化名人深受其害，中国文化从此元气大伤。1979年邓小平南巡，标志着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那个时代至今的主题，各类文化小角，纷纷涌现，架着一艘没有舵的船，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

    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经过的艰难历程，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一切，理想和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这样的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失落、彷徨、苦闷------。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苏醒了人们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制度，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一些陈旧观念和机制，活跃的思维，跳动的细胞，DISOC舞厅的旋转灯光映花了人们的眼晴，流畅的音乐冲洗掉我们满身的彼惫和愁伤。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多明媚，

欢歌笑语伴着彩云飞。

啊！年轻的朋友们，

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

笑仰眉，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唱尽了80年代青春、多情、单纯和充满期待的幸福感，那是个主调明丽的世界，想起那个时代，还会让人想起《金梭和银梭》、《我的中国心》、《血染的风彩》等等。这些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的歌曲，无可争议地表达了那时代青年的心态和精神风貌。这种飘浮于社会表层的乐观主义气氛也许多多少少有些肤浅，但它却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作为一个大时代对未来的共同期待和指向。这种乐观主义的文化气氛，有两个方面的时代背景，一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是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再度确立，党和国把工作的重点转移经济建设上来，重新接续了追求现代化中国的梦想，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悲壮地吹响了人类解放的号角，激愤的批判使人们倍受压抑的心灵得以宣泄，在此起彼伏的人文新思潮中交织着幻想和憧憬。这两个景使权力话语和精英话语密切地缝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驱动力量，整合了一个时代的民众心理，并确定了时代浪漫明丽的文化格调。

    在80年代以前，民众对革命作品的接受是发自内心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们相信新中国变了他们的命运和国家面貌，因此倾心认同这些经典对革命历史及人物的想象；一方面，这些作品通俗的表达和传奇性的结构，于理解和接受，而其中浪漫的情绪和悲壮的诗性总会引发人们的向往并诉诸实践。7、80年代之交，作为繁荣文学艺术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对红色经典全面开放。从红色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北风吹》等发端于西北高原的老“西北风”，一直唱到“咱们工人有力量”、“洪湖水，浪打浪”。人们熟悉的调子和昔日明星的形象及歌喉，重新接续起了人们久别的历史情感，使人们通过经典艺术再次与历史发生了联系，它修补了因其断裂而造成的无根恐慌，重新凝聚于历史想象的红旗下。

    文化作为一种形态，在解放初期，其主流格调是鲜明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几千年的封建被打破，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从奴隶到将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变成了事实，摆在了人民面前，激动的心情不知如何表达，紧握手、高声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人民当家作了主，人人平等新风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它坚信世界是物质的、可知的，世界的进化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化过程。”在传播的过程中，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对它进行了丰富、转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力量的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最终取得胜利。此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我国解放初期的文化主流。

三

    具有明显商业性质的软性文化，为了商业动机，它的迎合性就会成为必然采取的手段，邓丽君的风行促成了流行歌曲潮，也带动了歌厅、酒吧业和文艺商业性演出的发展。商业性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新奇、易变，在流传中变成时尚，从而引起消费者特别是青年的兴趣。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其判断的差异和其文化影响也必然引起短时间的文化讨论和争辩。邓丽君的风行和她的软性神话使民众感觉的是世俗生活的复归，而海外的政治努力则把它视为对中国的挑战和威胁，但谁也不会相信，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或《小城故事》倒成为支配性的文化精神长盛不衰。

    在现实生活里，电视充斥了我们所有的闲暇时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它无处不在，它成了我们主要的娱乐和时间消费形式。它成了我们重要的信息来源，它甚至替代或左右了我们的思考，它缤纷的色彩和悲喜交加的剧情像隐形之手控制着我们，使每个钟情于它的人者欲罢不能，人们深陷于电视的围困或纠缠之中。于是电视成了一个新的神话，它像一个精美的橱窗，让世界所有的厅观一一在这里展示，又像一个没有尽期的剧场，威信中外经典与拙劣之作同时向你奔涌而来。电视以全新的方式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地球变小了，明生变近了，异国风情或本国往事清晰可见，然而，我们自己却不见了。

    电视使观众消耗并失去了自己，它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非强制性的方式
变再造着我们；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则以不厌其烦和秀色可餐的诱惑使你难以抵御不忍拒绝。美女如云、黑白两道、凶杀恐怖或义正严辞同时向我们实施着暗示，我们在投入地观看中，自觉地走向了电视的“和平演变”计划。魂牵着欢笑或痛楚的肥皂剧，追赶着光彩夺目的流动画面。可怜的人们，不仅没有控制电视，反而被电视莫名其妙地控制着。于是，我们的话题和关注中心便时时与电视台相关，电视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成为社会最有支配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

    在当代电视剧制作中，由于政治的禁忌，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但剧作的编导却成功地将这一倾向引入了历史。在一些历史剧中，我们看到，一代明君乾隆皇帝成了到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舞枪弄棒，刘邦的妻子暗中热恋着西楚霸王……这种对历史的虚拟化处理，无非是要将沉重的历史置换成恩恩爱爱的轻松状态，用性的威力作为勾引观众的筹码。再看音乐电视，９０年代中国最有风格的ＭＴＶ作品大多和怀旧有关，像艾敬的《燕子》、毛宁的《涛声依旧》、刁寒的《花好月圆》、李春波的《小芳》等作品，多将镜头推向童年的乡村、破败的贵族宅院，而纯情的村姑、古典的淑女则成为画面的主体形象。这些画面人物虽然不以裸露作为视觉冲击手段，但她粗黑的发辫、羞涩的眼神、奔跑的笨拙、等情郎的眼泪，无疑都是在突出一种东方式的性感方式。这种对女性局部性征的强调，是一种精装的纵欲。　　

    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越是陷入危机的行业越需要美女来救急。９０年代以来，由于电视的冲击，中国电影业的票房收入一直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影导演被迫转拍自己一直瞧不起的电视剧；另一些困守阵地的导演则在打斗、凶杀和艳情上大做文章，这就是所谓的娱乐片。十多年来，主宰中国影坛的一直是“第五代导演”。在从影之初，他们拍摄了一大批叫好不叫座的影片，仍然对自己的拒绝商业化充满自豪。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也不得不考虑生存问题，不得不在个性化与商业化、艺术性与娱乐性之间搞折衷。

　　张艺谋靠驾驭性题材获得的成功，给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崇尚“不发表等于死亡”的商品社会，你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用女人和性的调料去争取观众。在常规意义上，性加暴力的手段，血淋淋与色迷迷融合的效果，是讨好观众的最便捷方式，但这种方式未免太粗暴，太缺乏艺术韵味。于此，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应该说将性在艺术上的力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电影是中国人现代命运史的缩影，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但艺术形式上又是一个英雄与美人间的凄艳故事；它既让不习惯同性恋的中国百姓大开眼界，又使电影中的人性冲突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另外，女明星巩俐在剧中只能算第三主角，但在公开场合，她的曝光率却超过了另两位男性主角，这明显体现出一种借助美女效应的商业预谋。由此看来，即使在一切以女性为利器的商业时代，也并不能彻底放弃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只有多重因素的完美结合，才会使文化产品既讨好观众，又给人带来震撼灵魂的力量。

    进入90年代后，大众传媒获得了空前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各种报刊、书籍、影视传播及其生产过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来处民间的文化制作人经过短暂的谋划便可轻易地将自己的文化产品通过传媒、甚至是权威传媒推向社会，它以新的面貌迅速占领文化市场，并在商业层面取得巨大成功。在80年代，本土上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只在文化消费层面冲击了原有结构，而大众文艺首先是以外来形式出现于中国大众传媒的，港台文化的引入与流行，邓丽君在大陆的成功引发了港台文艺首次“返 哺”现象的规模展开：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三毛充满个性的散文，以及大量的港台、新加坡电视制品的迅速流行，几乎全面改写了大陆惯常的文化生活和民众文化消费趣味。在那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文艺，明显地受到了港台大众文艺的影响，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本土大众文艺产品基本有三种类型：一是汪国真的青春诗；二是以《渴望》为代表的影视片；三是以“闲适”散文领衔的非意识形态化文学。汪国真的诗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席慕容的诗歌是它原初的底片，它有翻拍的性质。但它之所以能在青年中广泛流行，重要的是它书写了普通青年的青春期向往，它以纯情、浪漫的方式，温馨、絮语的表达以及没有距离的体验式的独白走进了普通年青人的内心世界。它设置了另外一种关于青春的编码：友谊、爱情、校园、感伤、孤独、忧郁、清纯等等，对于那些不具社会生活体验的校园青年来说，这种编码更切合他们的内心体验，他们欢欣于一种被关怀、被述说的亲切中，汪国真诗的流行正是与此相关。

     而以《渴望》为代表的影视片以其虚构的、想象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传统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宛如平常一段歌”的感伤、疲惫、沉重的叙事中，讲述了当代中国最底层、最普通人的故事。它充满了怀旧感，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及亲情关系，用电视语汇作了最为充分的表达，它获得了成功，是因为广泛的观众从中到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日常关系。它从一个侧面触及了大众“渴望”的神经。

   “闲适”文学与上述两种大众文艺有极大的不同。一方面，它是东方文化巨人文化传统的某种延续，含有士大夫强烈的没落情绪，寄情于“闲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这种表达传统文化中最为丰富，并且由于是极具弹性的“名教”中的一部分。一方面，90年代“闲适”文化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它经历了一种有趣的“世俗化”过程，使它变了原有的内在的文化涵义。大众在阅读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以及当代作家有关酒楼茶社会、餐饮服饰、古玩鉴赏等无关实旨的作品时，完全剥离或忽略了其间隐含的文化人的情绪意义或文化传统，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曾意识过。经过这种无形的解构，“闲适”文学才有可能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读物，并成为大众文艺的一种类型，人们只觉得有趣、好玩、新奇。

   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文化的转型期，越是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国家，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就越强劲，越发迅猛。西方国家大概在20世纪初就开始考察和研究大众文化了，有肯定，也有否定，否定之极，甚至被看作是一种“欺骗群众的启蒙”。而在中国，大众文化虽不属于“舶来品”，但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确切地说，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近20年，大众文化才借助于商品、技术和娱乐这三大载体而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气候，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所接受。

　　应该说，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积极的社会影响，因为大众文化毕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化”，而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文化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和普及化的流通文化，诸如电影、电视连续剧、商业广告、流行歌曲、畅销书等等，因此大众文化一度被看作是20世纪文化的宁馨儿，以致成为20世纪的文化主流。然而，大众文化虽不乏积极的影响，但其消极的影响也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大众文化既会把人们带进阳光地带，也会把人们导入误区，危险的是，它把人们导入了误区，而让人并不知觉。

    90年代的大众文化似乎已经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丛。某地曾对10岁以下儿童进行过一次心中偶像的调查测试，结果95％以上的儿童填写的却是“一休”。这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不想一个小小的“一休”竟把雷锋叔叔、少年英雄赖宁和苏阿芒的成长故事等精神光环一扫光，并牢牢地主宰着儿童的心灵世界。到了90年代中后期，儿童心中的偶像虽丢开了“一休”，却并没有去追逐那些名扬天下的英雄、科学家和政治领袖人物，而追逐的对象却几近成人化，诸如歌星任贤齐、童安格，影星莱昂纳多、温丝特，球星罗纳尔多、乔丹甚或软件游戏中的那些名不经传的战将神侠等等，都成了儿童心中的偶象。盲目地追逐明星崇拜明星不能不说是大众文化中的一个误区。又如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及其续集，一段时间以来，简直把中国老百姓统统给“俘虏”了，疯疯傻傻的小燕子堂而皇之地成了上至八旬老人下至学龄前儿童所尊奉的偶像，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一夜之间就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继而就成了广告商们的“抢手货”。殊不知《还珠格格》及其续集不过是台湾女作家琼瑶根据一点传说而胡编乱造的一个“故事大王系列”而已。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在它以强劲而迅猛的势头壮大发展的当儿，常常置精英文化于不顾，它所造成的一种廉价的轰动效应却遮蔽了大众去回眸精英文化的视线，大众文化总是喧宾夺主从而也就真的做了“主人”，而精英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被“黑云压城城欲摧”般的大众文化挤压得日益萎缩，虽不至于最终落得退场的地步，却也难以从大众文化的重压之下翻起身来重现它的往日光环。

　　用不着多说，大众文化的误导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制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观的同时，也在压缩着另一种文化风景（即精英文化），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和警惕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的或地域的文化趣味，并不同于现时代生产的“大众文化”。前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形态。它是一个民族或地区长期形成的习俗或文化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在现代传媒和资本市场策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它们远不是一回事。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有过多次讨论。“大众”这个概念在百年思想文化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神话性质是不容颠覆和僭越的。谁站在大众一边，谁就获得了不战自胜的地位。这个复数概念的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对大众的膜拜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时尚。这与救亡图存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广泛的民众动员有极大的关系。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是对其合理性证实的需要，于是，民粹主义作为最合适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人力车夫派”到“工农兵文学“，大众成了一个意味无穷的能指。那时，“大众”这个复数概念还是可以想像的，他们是淳朴、正直、憨厚或古风犹存的民众。他们是王贵和李香香，是白毛女和杨白劳，是小二黑和开荒的兄妹，他们以活泼朗健、英姿勃发的新形象造就了新的文学史实。对大众的呼唤第一次由想像变为文学现实，人们通过呼唤大众创造了“大众”，又通过“大众”形象认识了“大众”。它是革命文学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胜利，这一胜利以不容否定的规约性而成为神话。因此，革命时期的文化不存在两种时间的问题。它的单一性也表达了革命文学的纯粹性。那时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是幸运的，社会对知书明理的读书人的尊重仍是普遍的共识。因此，对“大众”的呼喊，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一些“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尽管生活清贫，地位平平，但仍没有失落感，偶遭打击心头油然升起的还是一种壮怀激烈，一切都是为了“大众”。“大众”从一个想像对象演化成了信仰对象，它变成了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支点。至于它有怎样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没有人去怀疑它。

   在目睹了大众文化肆无忌惮地玩弄精英文化于股掌之上，目睹了大众文化所携囊而来的从俗、通俗、娱乐、煽情、类型化、商业化、快餐化、精神鸦片、文化工业……等种种不堪现象之后，怎样深刻地反省大众文化的世纪性的误区，这种追问就显得更为迫切,更加令人深思。

四

  20世纪很快到了晚秋，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对现代化怀有太多幻想的人还来不及想到它的负面效应，他们仍然以当年的热情，以旧理想主义的情怀面对大众，并试图为他们服务时，大众却对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的文艺丧失了兴趣。知识分子对“大众”原有的想像终于出了问题。事实上，就是一个朴素的、纯洁的，有着天然革命要求和自觉性的群体，他们比任何阶层、阶级、群体都要更进步。这个概念的神性地位是在不断的想像和叙事中完成的。这与西方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当广泛的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与“大众”相关的一些概念也相继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在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也正因为有这样群体的存在，才有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但这时的“大众”仍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善变的，不同的趣味也决定了生产／消费的关系。因此，“大众文化”领域，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它是一个满足欲望的领域。都市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奇怪而独特的领域，它和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这些文化既有联系，但又不存在谱系关系，你不能说大众文化直接来源于那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一旦走向市场，它主要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作为产品，它又直接和消费相关。因此，大众文化最终的诉求，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商业利益。在电影市场，票房价值的成功几乎成了影片最重要的尺度或标志。在这个满足人们窥视欲望的独特领域里，无论是泪水涟涟的煽情，还是血肉横飞的恐怖，无论是风光还是科幻，无论是电脑制作还是不要替身，制片和导演的最终目的都是把观众赶进电影院。因此，有效需求论，永远是大众文化遵循的规则。

　　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种是过去的文化时间，它以怀旧文化作为表征；一种是当下的文化时间，它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怀旧文化从90年代初期的中国第一部室内电视剧《渴望》开始，一直到红色经典的世俗化旋风。怀旧文化始终是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打内容之一。这一状况，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处境是有关系的。9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80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积聚中不断膨胀，于是便导致了《渴望》的成功。

五

    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似乎成为必然，传记、诗集、散文、小说流行成风，涌现了一批像贾平凹、张爱玲、池莉、路遥、霍达等优秀的作家，成为青年一代崇拜的文化名人。池莉作为在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她的作品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展示为读者所熟知的。她的“人生三部曲”系列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以这个系列作品为中心,池莉在这期间的创作,构造了一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这种人生模式的特点,是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的真谛。这种人生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众多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营造的关于美好人生和理想生活的心造幻影,使人们能够更加真切地直面现世生活,更加执著地眷恋现实人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执著,也因此而不仅仅在于它的“美好”和“理想”,同时也在于包括那些并不“美好”和“理想”的部分在内的全部人生内容和构成要素。以这种观念来看待人生无疑不是让人消极遁世,而是让人积极入世,只不过这种入世不是让人们去孜孜以求地谋取功名利禄,而是让人们去体验人生的全部丰富和复杂,以便通过这种人生体验,在丰富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安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抚慰和升华。

    在“新写实”的浪潮过去之后,池莉的创作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就总体而言,她的作品中的人生哲学模式,还是趋向于在现实人生中让她的人物通过世俗生活的体验去获取“相对的幸福”。 也许池莉的这种人生哲学最初并非源于某种与道家思想有关的书本知识,而是个人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因而在上述作品中,这种人生哲学就主要是通过一些普遍的人生经历(例如恋爱、结婚、娶妻、生子和日常生活等等)宣示出来的,并不特别针对某种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人生变动。但是,当这种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人生变动真的进入了池莉的创作视野,成了她的创作视野中的一道波诡云谲的人生风景,她的这种人生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面对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人生的一种理性回应。从本源意义上讲,道家哲学原本就是回应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的社会人生的产物,后世之崇奉道家哲学者也大半是因为自身正处于一种不可捉摸的人生变动之中。池莉的创作虽然已经远离了古代作家崇奉道家哲学的历史情境,但现实的急剧变动所造成的许多社会人生问题,却使这种古老的人生哲学依旧有它的用武之地。

     发挥能动性的精神,使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然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表现,所以池莉近作中的人物也能获得“相对的幸福”,不失为“幸福之人”这些都是“顺乎自然”的表现,都属于道家人生哲学的范畴。只不过一者是外在的“自然”，一者是内在的“自然”,二者都不可违拗,二者都应当顺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所描写的无疑是属于前一种意义上的人生模式,她的近期创作中所描写的人生模式则属于后者。这在池莉的观念中,也许只是从一种人生哲学的一面转到了另一面,但从中却折射了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因而是有其确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哲学模式都讲究“顺乎自然”,因而在实践中也就不能不以“自然”为度。外在的力量压抑和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固然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内在的欲望无节制的过度张扬,同样也要破坏人的自然本性,也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因此二者都要加以调节和限制。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虽然没有涉及类似于“伤痕/反思”文学那样的反抗外力的社会主题,但却以“烦恼人生”的命题对长期存在的一种人为编造(主要是在文学和哲学中)的美好或理想的人生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须知,“人为”在道家哲学中不论是表现为外在的强力还是表现为普遍的理念,都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都不符合“自然”的本义。在近期创作中,池莉同样主张回归“自然”的本义,但不是通过破除“人为”的理念,而是通过节制过分的欲望。这种欲望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欲,也包括因物欲的满足而带来的极度的精神扩张。对这两种意义上过分张扬的人生欲望,池莉的近作都取一种节制的态度,前者具体表现为“化蛹为蝶”的象征,意指在物欲的满足之后的精神超越和蜕变。后者则具体表现为“你以为你是谁”的命题,意指即使你获得了物欲的满足,也不等于你就可以君临一切人生领域。在一个发展商品经济、追逐物质实利的时代,池莉的作品所构造的人生模式既不排斥世俗的生活追求和享受,又主张对人生的欲望有所节制和超越,以这样的人生哲学来回应当今社会,无疑具有一种警醒世道人心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小说创作的艺术发展是一轮螺旋式上升中的“重复与盘旋”，在“重复与盘旋”中升华，池莉的写作模式反映的那个时期作家最初、最原始的面貌，在自身上挖掘根源，是对《渴望》的追逐，是对红时代的缅怀。怎样形容那个时代的人们呢？好比历尽坚辛的长途跋涉者，在穿过一片满是狂风的文化沙漠，疲惫的身体拖着两条腿，脸上满是飞沙，望着尘沙飞扬的前方，双眼满含无望与期待，当有一天，他们终于走到了沙漠的边沿，看见了一片沼泽，便匍匐向前，捧起混浊的泥水，一阵狂饮，伸展双臂，仰天长呼，“主啊！我终于看见你了”，那悴弱的神经被泥水一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忘了自己正身陷绝地，将葬身沼泽中，他们的心中只有走出沙漠的喜悦和望见生命之水的欢呼。可怜的人们只知道为眼前的一点小事而喜而悲，沉浸在缤纷多彩的虚幻世界，一声声长啸呐喊，一阵阵绵绵细语，填满了他们空白而寂寞的内心世界，再看看我们的马列宁主义，被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修整一番，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真理也是一时真理，不是一世真理，当我们没有能力研究地球以外的事物时，地心学说论不也是我们信赖的真理吗？事物的发展应从现实出发，从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开始，着重实际。作为跨世纪青年的新一代，不应再弥惑于黑白仇杀、情情爱爱的和平演变中，应端正自己的人生观，从本民族的角度考虑，去争取一个更加宽松的生存空间。

六

    从理论的角度说，对传统的神性观念与圣化文学最初的解构、颠覆、反动的力量，是来自理论或文学本身，理论或文学的有限性早已被经典作家论证过，最有力的力量是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当经济生活占据中心地位，人对物的向往的合理性被确认后，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战自败，而那种颠覆性的文学表达只不过适应了这一新的意识形态，而它本身的作用实在是有限的，夸大文学的解构力量、寄希望于文学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同寄希望于文学能够救国的幻觉，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在当代中国，就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企望梳理清楚任何一个现实的或理论问题，都显得极为困难。论者要考虑学理层面的周延，同时他必须会出极大的耐心并耗损其锐气作为代价。大众文艺和流行艺术按照理查德汉密尔顿的解释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消费性的、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S***Q的、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弘壮观-------”这些特征以凯旋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文化支撑点，并以“文化幻觉”的方式制造了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大从文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高兴，大众文艺为社会设置了虚假的狂欢节，在西方，它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情批判，他们对艺术丧失了否定批判精神和不再有独立于商业、工业的文学艺术创作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这些属守英雄主义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可能无力改变西方“单向度”的文化生产及塑造的人格，但它毕竟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存在和坚持。而我们对大众文艺负面价值有效批评的缺席，则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巨大失败”。

    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看，文化在总体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它的核心部分直接反映并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要求，直接反映了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文化选择，从观念形态的角度集中反映了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反映了一定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选择，并反过来为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和社会发展道路与方向的选择提供理论论证、价值评判和思想保证，从而成为凝聚和激励一定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当然，文化是不能完全等同于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性质的意识形态的，但文化也不是脱离现实意识形态的。与会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在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之内，其主要功能是相互协调的，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而在实际上，或因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重心的变化、经济政治制度的差异，或因人的认识水平的高下、认识角度的不同乃至偏差，这些功能和作用能否得以协调发挥，则是另一回事。而且，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多种性质有别的文化形态和多种多样的文化因素；主流的文化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整合其他与自己异质的文化及其所涵括的诸多文化因素，也会因时因地因势而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文化植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相适应的，它既反映了这种经济、政治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会者着重指出，**同志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必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样的文化必将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当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之时，对“文化全球化”也看好时，不少人在说，这是浪漫主义，是想让世界按应有的样子发展，是一厢情愿。那么世界实有的样子是不可改变的吗？历代浪漫主义诗人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未来，不是也激励着人们为告别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而努力奋斗吗。

在二十一世纪的脚步声一天天临近的时候,科学技术正在以巨大的威力,以人们难以想像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类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从理论上讲,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就是说真正的生产资料不再是以资金、设备和原材料为主,而是以人的知识为主。世界经合组织认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推广、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把所有知识分为事实知识、原理知识、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他们认为:“事实已使人们越来越清楚,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面对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作为各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带头人我们应该在迎接挑战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发挥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作为知识青年的新一代，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跨世纪目标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七

    对于具有启迪意义的真理性认识，如果停留在某一层面，还只是一种存在价值，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真理性认识与当代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新价值。对于任何一种真理性认识，我们都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地拿来和现实生活对号入座，而是要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实践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也就是开辟一条两者相结合的路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沉沦，就要看其民族精神是否契合时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就要看其整个民族是否能够正确抉择自身生存发展的道路。而民族精神是植根于它的文化土壤之中而又通过其民族文化加以体现的，所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强盛的必要措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充溢着治国救民的深切忧患意识，而且体现着创建人文的强烈道德精神，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文化的主体，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和积极的思想精华。

    如果每个人都尽量提高自我存在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我们需要以批判的立场面对现时代的生存处境；我们同样也需要以理想的情怀为人们的精神空间开垦一片绿洲，为人们的魂灵提供一片栖息之地。科学发现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认识过程，不能指望轻而易举便可达到目标，必须有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并充分地利用这一反馈，才能不断修正和调节自己的认识去实现科学发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是创造性文化思维的前提。文化作为一种信息反馈给社会。理想是美好的，社会是现实的，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去寻找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来告诉人们这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社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现实中社会力量无法战胜自然力量。小说家通过作品来表达对理想、梦想的想往社会占胜自然。我们不能在观望了，它应该遭到激烈的批判，它背离了社会现实，幻想人类社会能阻止自然的向前发展，然而，它失望了。醒来吧！沉迷于灯红酒绿、车马喧闹中的人！

                                                        -----完稿于2001年12月